小克里琴科欲9-10月战泰森-富里

因为斯蒂文森这种以回溯历史现场寻求宪法原意的方式看似复古、学究，但其背后的真实驱动力或许仍然是当代的和现实的——不论是跳跃性地宣布系争法律合宪，还是说第二修正案不适用于本案，斯蒂文森对第二修正案的问题意识的历史还原无疑蕴含着宪法对枪支管制是无言的这一现实关怀。

(一)损害权力机关权威 在行政主导型预算执行监督模式下，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代议功能只能有限行使，其监督职能不能充分发挥，最终导致权力机关权威受损。政府首长不可对审计结果报告进行修改，应由审计机关直接向权力机关提交审计结果报告。

与此同时，审计的职能也发生了转变，其直接服务于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的直接管理的职能相应缩减，工作重心转移到完善企业运行环节上来。在监督结果的利用和处理上，《意见》强调了要将权力机关督促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与权力机关的其他职能结合，建立听取和审议整改报告机制。纵观历史，合理的预算执行监督制度无不表现为议会主导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设计。[9]再如，该条例第12条规定的审计事项当中，审计机关审计的对象包含6类。(2)建立权力机关为归责主体的监督结果处理机制。

各级权力机关应当成为审计机关的主管机关，审计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向本级权力机关报告工作，独立行使审计权，业务上只接受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因此，权力机关需通过主动及事中监督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学者认为虽然《立法法》（2015）新增加的第13条为此类授权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其在宪法学理上的正当性依然有待进一步研究。[5]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歧归根到底是由于对这种授权决定的性质在认识上产生了巨大分歧。虽然授权立法的概念有狭义说、广义说、折中说，且各说的范围也不尽相同，但在《立法法》（2000）中，授权立法制度已规定得较为明确，而《立法法》（2015）进一步明晰了授权立法制度的内容。[4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的事项，均明确规定只在国内的某一些区域内施行，而非整个国家范围内。而十一届人大的相关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3版）》整理得出，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3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二）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 既然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并非授权立法或变通规定，那么其性质究竟是什么？ 本文第一节业已提到，在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合法性的论争中，一些研究者认为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是法律修改。而对于这一问题，许多研究者们的思考进路都类似于法律适用的过程，采取了一个典型的三段论式推理来加以考察。变法对于法律体系本身施加的结构性压力也由此得以缓解。由此，授权试点的地区相关制度能够变动的方面已经相当明确。

[11]在实践中，除国务院之外，授权立法制度的受权主体也曾经包括地方的立法机关。正是在这些事实中，包含着争论双方能够达成的最低限度共识，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层次：第一，研究者们均承认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在授权期限内、试点地区内产生的效力（validity），与修改现行有效法律并无二致。改革目标相对明确使得改革的顶层设计得以更好地展开。（三）协调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一般而言，法治意味着规则的稳定，改革则意味着突破既有规则，在法治的定与改革的破之间存在着张力。

而上文已提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则至少说明，司法制度中的诉讼制度并不是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绝对禁区。[23]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年第1期，第17-19页。

但当地方改革试验效果不甚理想，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责任均主要由（甚至全部由）地方改革试验者承担。[3]参见张宝山：《授权决定：引领改革，形成立法新常态》，《中国人大》2016年第3期，第32页。

法治与改革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指导下的改革通过立法机关授权具有了合法性。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有助于反思与克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所存在建构理性主义的局限。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立法法》（2015）第13条的运行逻辑本身也在协调法治与改革的关系。之前的改革如果经过实践证明可行，中央往往将其成果复制推广至全国，地方不仅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将收获政治效益与荣誉（例如安徽凤阳、深圳等）。小前提则是争论焦点，在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是否是法律修改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立场截然对立。

[10]可见，无论条文规定以及立法本意都强调授权立法制度针对的是相关法律的空白。四、结语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在发挥对改革的引领与保障功能时，尤其需要正视其作为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差异，畅通地方改革需求与地方知识输送至中央决策的途径，避免地方改革活力的减损。通过简要梳理可以清晰地发现，研究者们逻辑论证的大前提主要聚焦于《宪法》第67条和《立法法》（2000）第7条。

这种法律体系内部的竞争与淘汰，既发生在同处一个效力等级的规范之间，也发生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同时还可以对实践效果尤为突出的相关调整及时作出评估，进而提前修改相关法律，前文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的修改便是如此。

一般情况下，在同一法律体系内部，下位法不可能与上位法展开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这些数据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进入修法时代，而法律修改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方式。吴邦国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把更多的经历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要按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抓紧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29]。由于设置了试错与证否的环节以及相应的报告制度，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实际上扮演着法律条文内容竞争与淘汰机制的角色。

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另一方面，暂时调整与暂时停止这种试验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合法/非法这一法律系统的编码格式，使得法律条文的内容变动起止时间变得更加暧昧，以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来进行变法。

如果说以前的改革存在违法改革的嫌疑，甚至引起对于良性违宪的争论。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法律修改形式主要包括三种：修订、修正案、修改决定。

[14]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两项授权决定之后，又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而前面两项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随之失效。郑永年则发现与80年代做比较，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而且下降得很快[21]。

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8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7条所规定的集体所有的耕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在防范风险、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基础上，赋予农村承包土地（指耕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功能，在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允许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反之则将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此类授权决定缺乏法律依据。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与经济特区法规目的同样在于为改革开放作出探索，但是具体方式存在差异。而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印发《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

在这个问题上，1999年10月18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法草案第11条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可以作出决定将应当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先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有关国家主权、犯罪与刑罚、公民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不能授权地方作规定。[18]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下文将这五个决定为代表的授权决定称为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45]在已经作出的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中，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外，要么明确要求进行报告，要么要求对修改完善还是恢复施行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判断。

三、法律修改试验模式的功能及其分析 《立法法》（2015）第13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关于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合法性。同时，通过地方试验，尽可能地控制改革风险与降低改革成本。